周必大與永嘉學人的生死之緣

       南宋名相周必大是江西廬陵人，是南宋著名政治家、文學家和學者，四代老臣，為官45年，累官吏部尚書、右丞相、左丞相，封益國公，有《益國周文忠公全集》200卷存世，是南宋中期的文壇領袖，與歐陽修、楊萬里是老鄉，也是好友。周必大雖然在學術思想上，傾向于朱熹的理學，但與永嘉學派的中堅力量，卻有著很深的個人友誼和淵源，并因此在“慶元黨禁”中被冠以“偽學”和“逆黨”的領袖，與永嘉學派主將和永嘉學人共沉浮。

       據清代《宋元學案》的說法，永嘉之學源出二脈，一為“永嘉九先生”，二為汝陰學人袁道潔�！坝兰尉畔壬�”，亦稱“元豐九先生”，因北宋元豐年間（1078-1085），永嘉周行己、許景衡、劉安節、劉安上、戴述等九人去汴京太學學習，研究“伊洛之學”。永嘉九先生為首者周行己，瑞安人，尊為永嘉學派開山祖，曾在溫州謝池坊筑浮沚書院，招生講學，世稱“浮沚先生”，名氣很大。福建古田前洋村的余家大厝，建于清初，柱子上有一幅對聯：家無別況唐詩晉字漢朝文；室有余香寶桂謝蘭周氏草。聯中的“周氏草”，指的就是周行己建于溫州謝池積谷山的博士草堂，亦稱“東山堂”。如南宋“永嘉四靈”翁卷寫的《題周氏東山堂》，詩中的第一句就是“城隅古謝村，博士草堂存”。周行己與周必大雖然在人世間沒有交集，但冥冥中卻大有關聯。

      周行己（字恭叔）晚年應太學舊友、鄆州知府王靚之聘入幕府，結果病逝于山東鄆州，王靚不但出錢出力為之料理后事，還奏請朝廷將周行己的遺體運回老家安葬，并派人護其靈柩回瑞安湖嶺，落葉歸根，“賢愚俯仰一抔土，伊洛淵源百世師”（清林青云《謁周恭叔墓》）。周行己去世的第二年，王靚的外孫，周必大就出生了，由此是否可以理解，周必大未出娘胎，就與溫州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
      永嘉之學的另一脈為汝陰人袁道潔所拓。薛季宣少時隨伯父薛弼宦游各地，17歲時，在岳父處讀書，師從程頤弟子袁溉（字道潔），得其所學，通禮、樂、兵、農。紹興三十年，以二伯父昌年恩蔭鄂州武昌知縣，后遷官大理寺主簿。薛季宣將所學傳之陳傅良，最后由跟從陳傅良四十年的葉適開流納泉集大成，傾力薛陳之事功，吸收二程之心性，令永嘉之學發揚光大、獨具特色而與朱熹的理學、陸九齡的心學鼎足而立。而周必大對葉適有知遇之恩，正是因為周必大的舉薦，葉適才得以漕試中舉，次年高中榜眼。對此，時任右丞相的周必大在淳熙六年（1179）給友人的信中說道：“前年秋，偶見溫州葉適者文筆高妙，即以門客牒漕司。適會有石司戶識見頗高，遂置前列，省試幸在行間，廷試遂居榜眼�！�…然葉行年三十，在鄉曲木嘗發薦，以此知遺才甚多”。淳熙四年，周必大以自己門客的身份保薦葉適通過兩浙東路轉運司（漕司）的“發解”考試，次年得以參加“高考”并高中進士第二名，歷仕三朝，累官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。宋光宗即位才三個月，就罷了周必大的左丞相職務，受周的牽連，本在朝廷干的好好的太常博士葉適，當月就被打發到湖北任安撫司參議官了�？梢�，在皇帝眼里，周必大和葉適就是一伙的。葉適為王十朋的兒子王聞詩寫的墓志銘稱：“周丞相既罷，因以去者多善士”，頗有自嘲之意。

      葉適的學術思想多承自陳傅良，但他與陳傅良都對永嘉鄭伯熊執弟子禮。所以如果梳理永嘉文脈的話，可以得出這么一個傳承關系：周行己-鄭伯熊-薛季宣-陳傅良-葉適。而周必大與鄭伯熊和陳傅良的關系也不錯。陳傅良和葉適的老師鄭伯熊（1124-1181），字景望，南宋紹興十五年進士，與弟伯英皆私淑前輩周行己學說，為洛學再傳學者，由是永嘉之學“周作于前面鄭承于后”（葉適）。至乾道、淳熙年間，“永嘉學者聯袂成帷，然無不以先生兄弟為渠率”（《宋元學案》）。周必大對鄭伯熊非常敬重并為其詩集題跋：“鄭景望學問醇正，見于履踐”（《文忠集》卷186），“通經篤行，見謂儒宗”（《跋鄭景望詩集》）。

      周必大原本與陳傅良的交情就不錯，其在給永嘉人陳自修的信中說自己與“君舉（即陳傅良）交游三十年，心實敬愛不少忘”。陳傅良和周必大二人都注重實務，陳傅良崇尚事功之學，提倡經世致用，周必大承北宋儒學傳統，反對空虛不實之風。但后來二人因為對湖南的稅收問題產生分歧，“公而忘私”，以致二人后來的友誼和私交漸行漸遠，令人唏噓不已。陳傅良從弟陳謙，被公認是“周相門下士”，當周必大失勢時，陳謙也由樞密院編修官出為江州通判。

       周必大的政治命運還因“慶元黨禁”事件而與永嘉學子共沉浮，從寧宗慶元元年開始歷時6年的學術大清洗，令永嘉學派的中堅力量包括5位非溫州籍貫的門生共14人全被列入59人的黨籍名單，令永嘉學派一蹶不振，而周必大則被指責為“偽學”的領頭人，《宋史·周必大傳》：“自慶元以后,（韓）侂胄之黨立偽學之名,以禁錮君子,而（周）必大與趙汝愚、留正實指為罪首”。宋史上雖然將周必大、趙汝愚和留正三人（三位丞相）列為“偽學”的“罪首”，貌似他們都與永嘉學人關系不錯，其實留正因與周必大是政敵的緣故，所以對永嘉學人并不感冒，對此，朱熹看的很清楚：“留（正）疏偽學，以上下文考之，正謂永嘉耳”�？梢�，慶元黨禁的發酵，與留正于淳熙末年以攻擊道學為名，專門攻擊永嘉之學不無關系。

      在慶元黨禁中被邊緣化的永嘉學派的政治干部，包括陳傅良、薛叔似、葉適、蔡幼學以及寧波樓玥等，都屬于周必大戰隊的。如薛叔似是薛季宣的學生，與陳傅良是兒女親家，孝宗皇帝為挺周必大，特意將薛叔似提拔為左補闕，即一種諫官的官職，而看周必大不順眼的光宗皇帝，一上來就把薛叔似的諫官職務給拿掉了。

      瑞安蔡幼學（1154-1217）是陳傅良的學生和同科進士，鄭伯英女婿，累官兵部尚書，是永嘉學派的主力軍之一，但在慶元黨禁中，也被從秘書省正字發配為福建常平提舉。 

      周必大去世后，宋寧宗于開禧三年命樓鑰為周必大撰墓碑銘�？梢�，周必大與永嘉學派、永嘉學人還真有點生死之緣的味道。寧波人樓玥是鄭伯英的同年，累官吏部尚書、資政殿學士，在慶元黨禁中被貶知婺州。樓師從薛季宣，與陳傅良“義兼師友”，自稱“雖不得執經其門，嘗深叩之.....與止齋游，前后三十年”，并為撰《陳傅良神道碑》：“中興以來，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”。樓玥曾任溫州教授、樂清知縣和溫州知州，是推動溫州宋代文化發展的有功之臣。